昨天談香港演藝預言,想起曾經寫過一篇文字,以下見「二千藝風流」鄧樹榮的演出場刊 (2000.9.30):
在時代臨界中為劇場立心 盧偉力
不久前,跟一位戲劇界朋友在九龍塘某西餐廳吃午飯,話舊之餘,談到一個很嚴肅的話題:如何可以產生偉大作品。
「任何一個年代總得有一部兩部偉大作品吧,否則我們所做的一切都徒勞!」我那位朋友眼神既帶迷茫亦帶期待,與午後街上折射進來的反光微妙地配合著,足可以使人感動得落淚。
追求不朽是人類生命的基本慾望,甚至有思想家認為正正是人類遺傳基因的強大力量,才生發出如此多彩多姿的社會文明來,然而,藝術家只能通過藝術實踐,藝術作品去圓潤不朽的慾望。
美國戲劇史家布洛克(Brockett)把十九世紀末以來一百年的西方戲劇史形容為「創新的世紀」(Century of Innovations),而這創新是始自寫實主義(Realism)。他認為西方戲劇美學的這個方向,跟十九世紀中的科學實證主義、達爾文的「進化論」及馬克思主義的「社會進化觀」有關。不過二十世紀人類歷史發生巨大變異,戰爭、革命等動亂不說,社會組織、生產模式、科學技術亦發生翻天覆地改變,這些變異,衝擊著人類心靈,人類從來未感受過生命的疏離和虛無,於是,今天逼在眼前的,並非要面對現實,反映現實,甚至反省現實,而是重建心靈的實在感。
當代戲劇工作者豐富多彩的探索和美學訴求,躍動而有生命力,一方面反映了戲劇的文化力量,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戲劇工作者的不滿足。
戲劇工作者不滿足,於是我們不斷尋求突破;求之不得,不滿足愈大;再尋求,再不得……直到有一天我們再沒有資源,例如氣力和鬥志。
要是我們有所突破呢?情況並不會改變,因為突破了,短暫的興奮過後,接著要面對的是長期的停滯,不滿足依然會隨著時間滋長,彷彿自我的幽靈,在我們還未身亡之前已悄然地附著我們的身心。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很多人面對江河的氣勢磅礡,山川的糾纏紛疊,或多或少都產生過蘇東坡的感慨。
這是生命力量的機緣,因為這是生命悲感的歎息。既是歎息,就必然有主體:發出這歎息的生命,於是,這生命所處的環境,這生命的性情,文化根源,生物基因等都成為我們尋找力量的支點。
當代戲劇要重建心靈的實在感,方向亦在這裡。
只有懂得感慨生命才會珍惜生命;只有懂得感慨沒有好作品,才有可能欣賞到所有作品不同程度的好處。
然而,感慨過後,我們又能做些甚麼?我們覺得我們不能像Aeschylus、Sophocles、Euripides、關漢卿、馬致遠、Calderon、Shakespeare、Racine、湯顯祖、孔尚任、近松左衛門、Chekhov或者Brecht那樣,可以把時代的種種呼喚,內化為自家的生命感覺,又把種種感覺形象化,或為舞台上形形色色的物事、情態、處境、行動、氣氛……於是,當我們的藝術實踐愈來愈深入,見識愈來愈寬廣,我們的貧乏感也就愈來愈大。
劇場是為天地立心的空間,戲劇是為生民立命的過程。
我們在早上受戲劇的感召開始了藝術征程,幾經曲折、攀山涉水,到中午後好不容易來到大路上,卻發現前面有一行列巨人,他們的影子很長,他們的步姿很美,使我們歎為觀止。
巨人們都頂著很漂亮的帽,帽在風中起伏,很有動感。我們看著巨人、看著風中的帽,覺得既遠又近,既熟悉又陌生,漸漸,我們發現帽的名字——時代精神。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學,因為時代精神不同,時代感性也不同。我們現在不能再產生希臘悲劇,除了是因為我們並非處於希臘文化之外,更重要的,是我們的信仰系統跟古希臘不同,遠離神話時代,又怎另爾相信神。
自然,當代社會也有當代神話,也有某些集體心理,在大規模地運作,確立今天的信念、價值和情理。我們這個時代有沒有偉大作品,要看有沒有生命有足夠智慧、仁心和勇氣去頂起他身上這頂時代的帽。
問題在於:在千禧關口,人類集體心靈的拉力往哪處凝聚?藝術家能否憑比常人特別敏感的觸覺和感性,把一些有恒久價值的東西發掘出來,好好保存,再創造,使藝術成為人類下一世紀重大的和諧力量?
在一個科技愈來愈發展的世界,劇場有甚麼獨特性可以使自己繼續生存,生長,並成為重要的文化力量。
答案是:人,活生生的人,身體,在同一空間中的人與人直接交流。
九八年底我參加第二屆華文戲劇節,提出這論點,我想對未來一段日子還是有參考價值的。
當代戲劇藝術,很強調劇場過程,視之為溝通,對遇(encounter),因此作品偉大與否,並不一定完全取決於人物塑造、情節鋪鍊,演練水平等演出文本,而更多取決於在同調空間中能調動的能量,能喚起的生命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