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作與時代

昨天談香港演藝預言，想起曾經寫過一篇文字，以下見「二千藝風流」鄧樹榮的演出場刊 (2000.9.30)：

 

在時代臨界中為劇場立心                       盧偉力

不久前，跟一位戲劇界朋友在九龍塘某西餐廳吃午飯，話舊之餘，談到一個很嚴肅的話題：如何可以產生偉大作品。

「任何一個年代總得有一部兩部偉大作品吧，否則我們所做的一切都徒勞！」我那位朋友眼神既帶迷茫亦帶期待，與午後街上折射進來的反光微妙地配合著，足可以使人感動得落淚。

追求不朽是人類生命的基本慾望，甚至有思想家認為正正是人類遺傳基因的強大力量，才生發出如此多彩多姿的社會文明來，然而，藝術家只能通過藝術實踐，藝術作品去圓潤不朽的慾望。

美國戲劇史家布洛克（Brockett）把十九世紀末以來一百年的西方戲劇史形容為「創新的世紀」（Century of Innovations），而這創新是始自寫實主義（Realism）。他認為西方戲劇美學的這個方向，跟十九世紀中的科學實證主義、達爾文的「進化論」及馬克思主義的「社會進化觀」有關。不過二十世紀人類歷史發生巨大變異，戰爭、革命等動亂不說，社會組織、生產模式、科學技術亦發生翻天覆地改變，這些變異，衝擊著人類心靈，人類從來未感受過生命的疏離和虛無，於是，今天逼在眼前的，並非要面對現實，反映現實，甚至反省現實，而是重建心靈的實在感。

當代戲劇工作者豐富多彩的探索和美學訴求，躍動而有生命力，一方面反映了戲劇的文化力量，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戲劇工作者的不滿足。

戲劇工作者不滿足，於是我們不斷尋求突破；求之不得，不滿足愈大；再尋求，再不得……直到有一天我們再沒有資源，例如氣力和鬥志。

要是我們有所突破呢？情況並不會改變，因為突破了，短暫的興奮過後，接著要面對的是長期的停滯，不滿足依然會隨著時間滋長，彷彿自我的幽靈，在我們還未身亡之前已悄然地附著我們的身心。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很多人面對江河的氣勢磅礡，山川的糾纏紛疊，或多或少都產生過蘇東坡的感慨。

這是生命力量的機緣，因為這是生命悲感的歎息。既是歎息，就必然有主體：發出這歎息的生命，於是，這生命所處的環境，這生命的性情，文化根源，生物基因等都成為我們尋找力量的支點。

當代戲劇要重建心靈的實在感，方向亦在這裡。

只有懂得感慨生命才會珍惜生命；只有懂得感慨沒有好作品，才有可能欣賞到所有作品不同程度的好處。

然而，感慨過後，我們又能做些甚麼?我們覺得我們不能像Aeschylus、Sophocles、Euripides、關漢卿、馬致遠、Calderon、Shakespeare、Racine、湯顯祖、孔尚任、近松左衛門、Chekhov或者Brecht那樣，可以把時代的種種呼喚，內化為自家的生命感覺，又把種種感覺形象化，或為舞台上形形色色的物事、情態、處境、行動、氣氛……於是，當我們的藝術實踐愈來愈深入，見識愈來愈寬廣，我們的貧乏感也就愈來愈大。

劇場是為天地立心的空間，戲劇是為生民立命的過程。

我們在早上受戲劇的感召開始了藝術征程，幾經曲折、攀山涉水，到中午後好不容易來到大路上，卻發現前面有一行列巨人，他們的影子很長，他們的步姿很美，使我們歎為觀止。

巨人們都頂著很漂亮的帽，帽在風中起伏，很有動感。我們看著巨人、看著風中的帽，覺得既遠又近，既熟悉又陌生，漸漸，我們發現帽的名字——時代精神。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學，因為時代精神不同，時代感性也不同。我們現在不能再產生希臘悲劇，除了是因為我們並非處於希臘文化之外，更重要的，是我們的信仰系統跟古希臘不同，遠離神話時代，又怎另爾相信神。

自然，當代社會也有當代神話，也有某些集體心理，在大規模地運作，確立今天的信念、價值和情理。我們這個時代有沒有偉大作品，要看有沒有生命有足夠智慧、仁心和勇氣去頂起他身上這頂時代的帽。

問題在於：在千禧關口，人類集體心靈的拉力往哪處凝聚？藝術家能否憑比常人特別敏感的觸覺和感性，把一些有恒久價值的東西發掘出來，好好保存，再創造，使藝術成為人類下一世紀重大的和諧力量？

在一個科技愈來愈發展的世界，劇場有甚麼獨特性可以使自己繼續生存，生長，並成為重要的文化力量。

答案是：人，活生生的人，身體，在同一空間中的人與人直接交流。

九八年底我參加第二屆華文戲劇節，提出這論點，我想對未來一段日子還是有參考價值的。

當代戲劇藝術，很強調劇場過程，視之為溝通，對遇（encounter），因此作品偉大與否，並不一定完全取決於人物塑造、情節鋪鍊，演練水平等演出文本，而更多取決於在同調空間中能調動的能量，能喚起的生命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