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加索灰闌記》學習札記（三）

《高加索灰闌記》學習札記（三）                               盧偉力

（續二）

        他將女傭人格魯雪帶著總督幼子逃亡的整個過程展現出來，用整整一幕戲的篇幅將她從想捨棄幼子到下決心與幼子生死與共的整個過程展現，讓觀眾看到她面臨一個又一個的抉擇，從而可以比較主動地參與創作，共同思考幼子命運。這是藝術民主的思想。

        到了孩子與格魯雪連成一體、生死與共後，布萊希特又用一整幕的篇幅去交待他們委曲求全的過程。在這一幕中，格魯雪遇到一個又一個困難處境：在進退維谷中不得已的嫁了一個農夫，在西蒙回來時，因剛有搜查幼子的士兵在場，又不得不忍受感情的挫傷。但布萊希特不希望牽引觀眾情緒，他要讓觀眾理智地面對感情，因此他對格魯雪在孩子被帶走後的心情描寫惜墨如金，而只讓歌手用幾句話敘述，說明孩子被帶走，要到法庭解決撫養權問題。在控制感情抒發這一點上，布萊希特與中國戲曲是有差異的，我們不應用戲曲來說明布萊希特，亦不應用布萊希特來說明中國戲曲。

        孩子會斷歸那一個？這是觀眾這時最關心的問題，但布萊希特要提醒觀眾一個不可忽略的問題：究竟由誰來審案？誰來當法官？清官還是賊官？他提出了一個觀眾易為忽視的角度。基於這樣，布萊希特並不單止採用一人一事的串珠體結構，而有點似章回小說「話分兩頭」的敘事方法。

        於是故事出現了大停頓，布萊希特將戲劇中的時間送轉回第一幕鐵甲兵造反的時刻，大筆潑墨地將無賴阿茲達克成為法官的過程展現出來，並似乎利用了中國戲曲走圓場的時空轉換處理，將阿茲達克到各處巡察的過程展現出來，這幕戲與前面幾幕一樣，都是點線組合的方式，目的似乎是讓觀眾對法官的身份、性格、審案的方式有一個充份的了解，從而可以在第五幕比較自主地思考。

        從整體結構來看，這個大停頓就是一種「間離效果」，讓觀眾找出不同場面蒙太奇在一起的意義，思考孩子的命運，就正如楔子與正戲的蒙太奇一樣。

        李漁說「結構第一」，看來，這確是關乎到劇作家的美學取向問題的。

5

        辯證法除在「縱」的「過程」體現以外，也應該可以在「橫」的「狀態」體現。所謂對立統一，就是一種狀態。

        布萊希特對角色的社會狀態很重視，舞台是一個表態的地方，所以他安排的戲劇場面，人物往往是處於抉擇或辯論狀態中的。這兩樣都是多向度的，因為只有一個方向，是不會出現抉擇或辯論的。

        伽利略要在保守勢力面前選擇是堅持還是放棄自己的學說。以虛帶實使關鍵時刻有否鐘聲的暗寫，成為觀眾與伽利略的學生一道思考的橋樑，然而舞台上還有伽利略的女兒，她卻希望伽利略放棄自己的學說……。這是對立元素統一在同一個場面的「橫」的「狀態」。

        《高加索灰闌記》的角色，亦面臨種種抉擇的時刻，格魯雪在破橋面前，在證婚牧師面前，在西蒙與搜查孩子下落的士兵面前，都要抉擇。

        不過，《高加索灰闌記》的人物，在抉擇面前是比較自主的，他們不像伽利略或膽大媽媽，要在迫不得已的環境下作出迫不得已的選擇。總督夫人在逃亡時，多帶孩子不會使她增加了多少麻煩，正如格魯雪的嫂嫂說，孩子又沒有腥紅熱，是她潛意識地選擇了「最重要幾件」的「一大堆衣服」，而忘掉孩子。

        格魯雪帶著孩子逃亡，更是完全自主的抉擇，沒有任何勢力迫她，反之其他工人都勸她放下孩子。也許是「善良的誘惑」壓制著她吧？阿茲達克在斷案時選擇了格魯雪，甚至是冒著很多危險的，但他沒有拿「一切歸於善待」這原則來交換自己的官位，他是自主地斷案的。

        王佐臨在《導演的話》一書中指出布萊希特戲劇的一個復現主題，是展示在顛三倒四環境下被歪曲了的人性。《高加索灰闌記》固然有這個成份，格魯雪逃奔西山以及在西山那段委曲求全的戲，基本上是這樣。但在戲中的幾個關鍵性抉擇場面，人性並沒有歪寫。人的存在決定他們的意識，但布萊希特沒有將人的意識看成是絕對受環境支配的東西，人在歷史面前並不是無奈的。

        布萊希特的戲劇探索是受蘇聯二十年代先鋒派藝術影響的，但在三十年代中，日丹洛夫主義推行，先鋒派藝術家被指斥為形式主義。在德國，又有納粹的興起，威脅著整個世界的和平。他是在夾縫中生存的，畢生都在為個人安危與理想生活而思考。《膽大媽媽和她的孩子們》，《伽利略傳》都是反省與輕恕兩種情緒的混合，《高加索灰闌記》，卻清楚地表明了「堅持原則」的重要。這也許反映到布萊希特思想的提醇境界了。

        這提醇境界的論據，還可以《高加索灰闌記》渾然的辯論場面說明，布萊希特的史詩劇，是通過辯論起作用的，他其實是對議事而非敘事有興趣，往往在故事發展到議論場面，便大筆潑墨、反覆詠嘆。不過，在《膽大媽媽和她的孩子們》、《伽利略傳》等作品中，辯論有時與敘述是脫節的，這就像十九世紀西方傷感主義戲劇死要抓著觀眾情緒而使煽情場面與敘述脫節一樣。但在《高加索灰闌記》中，議事卻來得渾然天成。結果，布萊希特用了一整幕去辯論孩子屬於誰的問題，亦使人覺得入情入理。

        純粹講故事的情節戲，也許亦會有可取之處，但不應該是出路，或則在抒情處渲染，或則在議事處鋪陳，才是出路。中國戲曲是敘事簡鍊、抒情深遠；布萊希特的戲，則敘事精要、議事深刻了，兩者都是對膚淺的不同抗衡。

        訴諸理智的作品和訴諸情感的作品，其實同樣重要，可以作為不同藝術角度互相協調。問題在於，是直露地表達、強制別人去接受，還是用側筆，讓人有自由去選擇，思而得之。

一九八三年一月十一日

（全文完）

83.1.24－26《文匯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