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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18日 星期五

生命與文化的互動 - 序《拾舞話》


生命與文化的互動 - 《拾舞話》                            盧偉力

 
        香港舞蹈文化近年一個可喜現象是舞蹈評論受到關注,並且,愈來愈多人有志舞蹈評論。

舞蹈作為身體展現,古已有之,或許比文字,甚至語言更早出現於人類文明;作為人際溝通、族群活動的方式,表達思想感情、敘述事件,相對地較後出現;作為藝術形式,甚至文化論述,則又再晚出;對舞蹈的評論自然又再晚出了。

所以,香港舞蹈評論的發展,標致着香港舞蹈生態走向完善。

舞蹈評論是對舞蹈文化現象進行整理、分析與論述的活動,狹義的關乎演出、舞者、舞團,廣義的關乎藝術思潮、文化史、美學哲學,是感知記述、歷史綜合、理論研究,以及價值判斷的匯通。無論狹義廣義,要更上一層數,都要講究方法學。

《拾舞話:香港舞蹈口述歷史》(五十至七十年代) ,顧名思義,是以口述歷史方法去整理關於香港舞蹈發展的一個特定階段,可以說是香港舞蹈文化史的整理,亦屬廣義舞蹈評論活動。


作為一種社會存在,舞蹈在香港也許可以追溯到英國殖民地時代。衣香鬢影,外國僑民、高等華人,在歷史的天空下,也許還有不少未發掘的故事,若隱若現殘留在某些建築物中。張愛玲小說《傾城之戀》就描寫一九四一年香港淪陷前夕上流社會的舞場。然而亦就在這地方,在日本軍事佔領香港「三年零八個月」之前,時代風雲之際,曾經有過現代舞的試演。出生於西印度群島的中國著名舞蹈家戴愛蓮(一九一六 - 二零零六)三十年代在歐洲修習現代舞,學成後回國投身抗日,曾在香港停留過一段日子,為全世界反法西斯大聯盟籌款演出。烽火故鄉,八方文化人聚首香港,白雲裏有揮之不去的寄托。

和平後,國民黨、共產黨和談不成,四十年代末中國內戰。這是中國政治巨變前夕。這是一個有趣的年代。當時有相當蓬勃的中國民間舞、民族舞,甚至青年社交舞、土風圓舞等運動。在左翼文化圈,在左翼工會、學校,甚至有過一陣「秧歌舞」熱,彷彿「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火紅的聲音,太強烈了,於是香港政府驅逐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原歌舞團」。他們轉輾到東南亞活動。

所以,香港舞蹈的起動,是與社群從屬有直接關係的。這份社群從屬,一直在這城市的不同角落滋長。在七十年代中香港本土文化意識崛起後,出現了以藝術探索為主要方向的香港舞蹈,並在小眾有心人推動,以及政府文化政策突破之下,香港舞蹈發展出現了一個劃時代的標記 - 專業化


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拾舞話》時間框架一端是中國政治巨變之後,另一端則是香港舞蹈藝術躍進之前。兩位研究員李海燕、林喜兒,在歷時近兩年的訪談與整理過程,各有所得,寫了很用心的文章。李海燕文化研究角度去理解這次「口述歷史」,拈出「舞蹈發生的場所」、「社會背景身分建立」、「身體的器物觀」等探討方面,並肯定那一代從業員「使未至地利蹈向群眾作意識形態展示,也會因在民的視之內而負有使命感,了他如何思舞蹈本質和展。」林喜兒則關注「在五六十年代的政治漩渦中走過來的舞蹈」,她從香港文學關於「南來文人」與「美元文化」的一些論述中,折射地看到了香港舞蹈文化中政治的蠢動與潛流。

「口述歷史」並非單單是史料搜集的途徑,它是動態的,更大的價值在生命與文化的互動。一方面,它記述了過來人親述人生經歷、回顧行實,帶感悟詠嘆,甚至檢討評析;另一方面,它推動着今天的採訪者與讀者對訪談者過去了解的同情,以及思考訪談題材在今天所可能衍生的意義。

十位資深前輩:吳世勳、吳景麗、郭世毅、梁潄華、梁慕嫻、楊偉舉、鄭偉容、劉兆銘、劉素琴、Joan Campbell在那時香港特定的文化氛圍,參與過舞蹈工作。讀着他們的口述歷史,可以了解那個時代一些事情,更重要的,是能體會到有血有肉的十份仍未散去的對香港、對舞蹈、對生命的熱情。

感性與理性融合,時空與時空互動。

我相信,通過融合與互動,能開始未來的路。

2019年1月15日 星期二

一生苦戀,散落紅塵

白樺離世了,一生苦戀,散落紅塵。僅以下面文字,充作急就之悼念。(摘自我的文章《新時期中國電影的悲劇覺醒》)
苦戀 ‧ 悲劇結
中國人完成生命的基礎在於外在客體對自身的返照,「士為知己者死」,而非像西方那樣從自身出發,那麼,本體的不安或許是導源自客體與主體關係的破壞,或者主體在客體處再沒有辦法感知到往昔的返照。這種不安感,傳統中國文化中是以「怨」表達的。老舍話劇《茶館》(1959)的核心,就是一個「怨」字。常四爺一句「我愛我們的國呀!可我們的國愛我嗎?」深沉痛絕地道出中國人的悲鬱。1979年,白樺在電影文學劇本《苦戀》亦有類似的對白。
這正正是麥思舍拿現象學哲學的悲劇論述。當較高價值的物事,無論是生命、計劃、慾望、物件、權力或者信念,如果被較低價值的實體強逼毀滅,悲劇就會產生。而在云云悲劇狀態中,當創價者、培育者、增值者恰恰就是毀滅者時,是最難堪的,這就是麥思舍拿「悲劇結」的處境。

  這種情況,我們中國人很熟悉。詩人屈原,懷愛國熱情而被迫流放,只能以《離騷》向蒼天怨訴。1980年,據白樺和彭寧創作的電影文學劇本《苦戀》拍成的電影《太陽和人》(彭寧導演)被禁演 (台灣導演王童據劇本在1982年拍了一個版本),後來解放軍系統更組織對劇本大規模批判。

《苦戀》劇本以畫家凌晨光在文革後期逃亡開始,倒敘從三十年代到文革結束前一生的遭遇。不同時代,他苦苦依戀著國家,卻一次又一次受到打擊。白樺把艱苦的逃亡與人生歷程交雜,敘述那個時代知識分子的痛苦。逃亡是心路的象喻,他在蘆葦蕩過着野人一樣的生活,是嚴肅的提問:為甚麽在社會主義祖國還要逃亡?確實,貫串全片的戲劇行動就是:不情願的離去與苦苦的留下的矛盾。凌晨光少年時日本侵華被迫離開家園,青年時國民黨抓壯丁要逃亡,解放前在上海參加學生運動被追捕中槍受傷,不情願地離開祖國。到了美國,得到外國人賞識,義父又把他心愛的女人帶來了,但剛解放,他就急不及待要回新中國去。然而,他與同代善良知識分子一樣,都經歷新中國無限上綱的階級鬥爭和荒謬的政治邏輯。他反對他女兒跟愛人離開祖國,女兒問他:「您愛我們這個國家,苦苦地留戀這個國家…..可這個國家愛您嗎?」似乎在1976年初他開始想通了,在天安門廣場貼出了《屈原問天》的畫,屈原怒目而視,引起群眾圍觀。有便衣軍警擠來,他在人民的保護下不情願地逃走,但他還未醒,「生活在社會主義祖國,為甚麽要逃亡?」他不甘心。他離開了北京,最終凍死在荒原上。死前,他彷彿看見有人來,他第一次有恐懼的感覺。他不知道,中國已經改變了,來尋他的,是他的親人。最後,他用生命剩餘的力量在潔白的雪地上以身體爬出了一個大問號,他的軀體正正在問號的點上。

《苦戀》引來很大共鳴,卻受到官方組織大規模批判。指控它違反了鄧小平1979年提出要堅持的四項基本原則(1.社會主義道路;2.無產階級專政;3.共產黨領導;4.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所以《苦戀》的被批判,恰恰確證了它所要表達的內容。
「我愛祖國,但祖國愛我嗎?」文革後許多人都有這樣的「苦戀」感。白樺的人生,也體會過上面提到的悲劇結。1958年初,他被宣判為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他在〈混合著痛楚的愉悅〉一文追記,離開北京前夕,「哭泣著走上積雪的長安街,我真正意識到我是一個被我緊緊擁抱著的人世拋棄了的孤兒,但我朦朧間覺得還有另一個永不捨棄我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