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苦戀，散落紅塵

白樺離世了，一生苦戀，散落紅塵。僅以下面文字，充作急就之悼念。(摘自我的文章《新時期中國電影的悲劇覺醒》)

苦戀 ‧ 悲劇結

中國人完成生命的基礎在於外在客體對自身的返照，「士為知己者死」，而非像西方那樣從自身出發，那麼，本體的不安或許是導源自客體與主體關係的破壞，或者主體在客體處再沒有辦法感知到往昔的返照。這種不安感，傳統中國文化中是以「怨」表達的。老舍話劇《茶館》(1959)的核心，就是一個「怨」字。常四爺一句「我愛我們的國呀！可我們的國愛我嗎？」深沉痛絕地道出中國人的悲鬱。1979年，白樺在電影文學劇本《苦戀》亦有類似的對白。

這正正是麥思舍拿現象學哲學的悲劇論述。當較高價值的物事，無論是生命、計劃、慾望、物件、權力或者信念，如果被較低價值的實體強逼毀滅，悲劇就會產生。而在云云悲劇狀態中，當創價者、培育者、增值者恰恰就是毀滅者時，是最難堪的，這就是麥思舍拿「悲劇結」的處境。

  這種情況，我們中國人很熟悉。詩人屈原，懷愛國熱情而被迫流放，只能以《離騷》向蒼天怨訴。1980年，據白樺和彭寧創作的電影文學劇本《苦戀》拍成的電影《太陽和人》(彭寧導演)被禁演 (台灣導演王童據劇本在1982年拍了一個版本)，後來解放軍系統更組織對劇本大規模批判。

《苦戀》劇本以畫家凌晨光在文革後期逃亡開始，倒敘從三十年代到文革結束前一生的遭遇。不同時代，他苦苦依戀著國家，卻一次又一次受到打擊。白樺把艱苦的逃亡與人生歷程交雜，敘述那個時代知識分子的痛苦。逃亡是心路的象喻，他在蘆葦蕩過着野人一樣的生活，是嚴肅的提問：為甚麽在社會主義祖國還要逃亡？確實，貫串全片的戲劇行動就是：不情願的離去與苦苦的留下的矛盾。凌晨光少年時日本侵華被迫離開家園，青年時國民黨抓壯丁要逃亡，解放前在上海參加學生運動被追捕中槍受傷，不情願地離開祖國。到了美國，得到外國人賞識，義父又把他心愛的女人帶來了，但剛解放，他就急不及待要回新中國去。然而，他與同代善良知識分子一樣，都經歷新中國無限上綱的階級鬥爭和荒謬的政治邏輯。他反對他女兒跟愛人離開祖國，女兒問他：「您愛我們這個國家，苦苦地留戀這個國家…..可這個國家愛您嗎？」似乎在1976年初他開始想通了，在天安門廣場貼出了《屈原問天》的畫，屈原怒目而視，引起群眾圍觀。有便衣軍警擠來，他在人民的保護下不情願地逃走，但他還未醒，「生活在社會主義祖國，為甚麽要逃亡？」他不甘心。他離開了北京，最終凍死在荒原上。死前，他彷彿看見有人來，他第一次有恐懼的感覺。他不知道，中國已經改變了，來尋他的，是他的親人。最後，他用生命剩餘的力量在潔白的雪地上以身體爬出了一個大問號，他的軀體正正在問號的點上。

《苦戀》引來很大共鳴，卻受到官方組織大規模批判。指控它違反了鄧小平1979年提出要堅持的四項基本原則(1.社會主義道路；2.無產階級專政；3.共產黨領導；4.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所以《苦戀》的被批判，恰恰確證了它所要表達的內容。
「我愛祖國，但祖國愛我嗎？」文革後許多人都有這樣的「苦戀」感。白樺的人生，也體會過上面提到的悲劇結。1958年初，他被宣判為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他在〈混合著痛楚的愉悅〉一文追記，離開北京前夕，「哭泣著走上積雪的長安街，我真正意識到我是一個被我緊緊擁抱著的人世拋棄了的孤兒，但我朦朧間覺得還有另一個永不捨棄我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