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於今年八月刋於Meta)
關於「政治藝術」的第一次思考 盧偉力
前言
當Meta 編輯邀請我寫一篇關於「政治藝術」的稿時，我一口就答應了，心想，大概就是寫一些「藝術與政治的關係」、「藝術本身離不開政治」，又或者「藝術中的政治題材」之類的題目，要不然，就效發胡適 (1891 – 1962) 當年的《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寫一篇《政治的藝術‧藝術的政治》來。確實，香港近年來最引人駐目的文化表述 (cultural expression ) 是她的政治，從議會到街頭，從媒體到現實，從課堂到家居，人們都沸沸揚揚，表達意見：憤激的真情、平靜的假意，理念的堅持，歪理的重覆，比通俗劇更煽情，很值得研究，一路走下去，就衍生了涉及「政治的藝術」的一些命題了。
著手寫這篇稿時香港政治危機一觸即發，每一個有常理的知識分子都必然會面對，會思考我們社會下一步如何走下去。「七一」遊行示威，據說有近六十項訴求，而其中，更有藝術家以「角色扮演」方式來表達，他們不單止作為公民參與了遊行，他們更把這段從維園到政府總部的遊行路，化作「行為藝術」的空間，進行了一次藝術活動。
當一個界別的公民，以自身界別的特質參與改善其身處社會的政治，這個界別是有希望的，這個社會也是有希望的。
從我的年青時代說起
三十年前跟隨先師林年同 (1944 – 1990) 學習電影理論與美學，他同時引介我們看中國與西方的原典，從莊子到法蘭克福學派 (Frankfurt School)，從「符號學」(Semiology) 到「賦、比、與」，上下古今，涉高涉遠，「類型電影理論」與「詩品說」並置，單鏡頭 (或稱「長鏡頭」，Long take)共傳統中國長卷畫 (例如《清明上河圖》)統整，使年青的我們學習藝術的同時，思索中國的重生和文化發展。火鳳凰展翅，撥開天空的汚雲，舞韻無形、旋律希音。今天回顧，這是有深遠意義的教育實踐 (education praxis)，因為他是在文化大革命 (1966 – 1976)「十年浩刼」結束後，有意識地表達對中華文化的認同，並通過旁徵博引，建立我們這一群生長於殖民地香港青年的文化自信。
在生命最後一段日子先師告訴我，他從事電影研究所希望做到的有三點：
一‧建立討論中國電影美學的辭彙；
二‧把傳統中國美學體系的生命力溶注進現代電影藝術中去；
三‧探討科技文明與傳統文化的本體論關係。
先師的教學與研究，已超越了學科，而帶有文化實踐意味了。他的學術取向，可以說是有費孝通 (1910 – 2005) 所說的「文化自覺」 (cultural consciousness)。
從學術反思到文化自覺
中國社會學開拓者費孝通1998年以近九十歲高齡，反思自己的學術歷程，提出「文化自覺」這一詞。他說他八十五歲之後，感覺自己老了，力不從心了，甚至開始想到身後事了，想到自己大概只有好幾年，他決定要做一些回顧的事，於是有學術反思。他的方法是重看對他有大影響幾位老師的東西，包括吳文藻 (1901 – 1985)、潘光旦 (1899 – 1967)、Park (1864 – 1944)、Shirokogorov (1887 – 1939)、Malinowski (1884 – 1942)，一路走來，温故而知新，他體會到一份文化自覺意識，「從個人擴大到自己所屬的文化，從個人學術發展擴大到一門學科的演變。學術反思是個人要求了解自己的思想，文化自覺是要了解孕育自己思想的文化。」
費孝通晚年重看Malinowski 的《文化動態論》(The Dynamics of Culture Change，1945)，看到老師的人類學，如何從靜態的文化結構觀，轉變為動態發展觀。成熟期的Malinowski到非洲，看到當地的原有文化被西方殖民主義破壞，心裏很不舒服。他想以其應用社會學知識，改造殖民主義，為殖民地的人民做點事。雖然杯水車薪，無法改變具體政治形勢，但卻使他感悟到一個正在發生文化巨變社會的變遷，寫了一本改變人類學的書。
這本書的結論，甚至可能改變人類：人類必須有一個共同一致的利益，文化才能從交流而融合。殖民主義不能解決文化共存的問題，霸權主義、種種威權主義亦然。所以費孝通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
九十年代以降，世界被所謂「寰球化」(Globalization)的觀念支配，無論經濟、貿易、文化，甚至生活方式、教育，在在都強調「與國際接軌」，當所謂的Internationalization實質是對某種潛在威權的同步化與規範化，對正在發展的文化體系 (culture system) 是不利的，這是以內化主導的文化來取代文化交流，實際上是一種文化無意識 (cultural unconsciousness)，是自我握殺。費孝通的四句話，是對這迷思 (myth) 的破解。
對於教育工作者學和學者來說，文化自覺是認識自身的文化基礎，並以其教育與研究為其所屬的文化體輸入正面的能量，讓其持續發展；那麼，作為藝術工作者又是如何體現其文化自覺，如何調動其內在文化底蘊的動能？
我想這是「政治藝術」的宏觀指向。
從審美活動到社會行動
一般來說，藝術是人們發揮審美天性的手段，無論是形式、抑或是主題，都多多少少跟現實有關係，所以當十九世紀中科學主義、實證社會學、達爾文天演論、馬克思社會進化論先後興起之後，現實主義 (Realism)就自然地成為藝術主流，雖然當中有十九世紀中後期「為藝術而藝術」(Art for art’s sake) 的倡議、十九世紀末象徵主義 (Symbolism)、二十世紀初諸相紛陳的現代主義 (Modernism)，但藝術作為提供現實參照這一點在二十世紀，乃至廿一世紀的今天都是很重要的，尤其在世俗社會，在大眾文化裏，種種反映現實論、主題先行論，都有基本市場。
所以，思考「政治藝術」，其中一個不得不探討的方面，是藝術與現實的關係。
從生產過程來看，藝術家、創作資源、發表媒介、審美活動等等，都是具體的物質存在，是現實的一部份。不過，藝術家的創造，建構空間、模仿形象、表演物事、述說過程，是為人們提供感覺與想象，是符號系統的關聯，情感節奏的體會，它並非現實的一部份，其內容與形式，或許跟現實有關，卻不必然受現實制約，於是，從鏡象反映到天馬行空，都可以是藝術家的創造。
藝術的創造，其物質層面從屬現實，其思想層面 (形而上的方面) 卻是另有一個世界，所以，藝術家要有創作自由，除了因為當代公民社會的「思想自由」、「言論自由」等原則之外，更是美的本質開掘。
審美或許是我們來到此世的其中一個原因。
所以，當現實世界諸種機制和實體，壓抑藝術家的創作、或壓抑審美活動，我們就有需要以社會行動 (social action)方式去抗衡這些壓抑。廣義來說，爭取社會福利保障，改變學校教育取向，好讓工人、學生有餘暇、有餘力去參加藝術活動，是與藝術有關的社會行動；在社會中下層艱苦地生活，堅持不一定有市場的藝術創作，則是與社會有關的藝術行動 (art action) 。曾灶財 (1921 – 2007)日復一日在香港公眾地方以毛筆書寫其家族事蹟，是街頭塗鴉，抑或是文化申訴？無論如何，他的創造，建構了社會景觀，他的字體不一定成家，但他的實踐，是很有意義的行為藝術。杜象 (Duchamp，1887 – 1968)的《噴泉》(Fountain，1917)，把一件實物 – 馬桶 – 匿名參加藝術展覧，當年被評審拒絕了，但這次行為，對現代藝術影響深遠，衝擊美學與藝術理念，開啟了「概念藝術」、「實物藝術」的先河。
當「置放」本身可以啟發我們思考藝術，甚至思考人生和社會，「置放」這行為是關連藝術的。
作為公民的藝術家
藝術家最根本的行為，是如何「置放」自己，安身立命。如果一位從事藝術工作的人把自己置放在一個社會公共空間 (public space)，參與使社會走向公義、進步的活動，可說是作為公民的藝術家，而如果這公民藝術家 (或藝術家公民) 以藝術的特質參與社會，就是文化行動 (cultural action)了。
如果音樂藝術以音樂而藝術，視覺藝術是造形而藝術，戲劇藝術以戲劇而藝術，那麽「政治藝術」則是以「政治」而藝術了吧。
何謂「政治」而藝術？
我的工作定義 (working definition) 很簡單：在參預眾人之事的過程，依由公義，衍生出美，創造了審美機綠。
在中國，當示威被鎮壓後，感悟到「從星星的彈孔裏，將流出血紅的黎明」，可說是「政治」而藝術的一個例子。這兩句詩摘自北島的《宣告》：
也許最後的時刻到了
我沒有留下遺囑
只留下筆，給我的母親
我并不是英雄
在没有英雄的年代裏，
我只想做一個人。
寧靜的地平線
分開了生者和死者的行列
我只能選擇天空
决不跪在地上
以顯出劊子手們的高大
好阻擋自由的風
从星星的弹空裏
將流出血紅的黎明
面對各種「理直氣壯」的壓廹，藝術工作者不得不正視淋漓的紅色，以及淌血的現實，「置放」自己於時代的激流當中。
孔子說：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藝術工作者在爭取社會公義過程，可以以詩而興、觀、群、怨，同時，更可以以直接的興、觀、群、怨而達到詩。我想，「政治藝術」的可能性亦建基於此。
2011.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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